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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，在伦敦司法部大楼里，46岁的劳拉·恩斯顿和她的兄弟姐妹们，带着一些旧文件，共同做了一件特别的事：为他们七十年前被处决的外婆露丝·埃利斯申请身后赦免。
露丝·埃利斯这个名字，在英国司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。1955年6月22日，当时28岁的她因枪杀情人戴维·布莱克利而被判处死刑，成为英国最后一个被处决的女性。
没有人质疑开枪的是露丝本人。那年的复活节晚上，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马格达拉酒吧外，她用一把史密斯威森点38手枪向布莱克利连开六枪。第一枪没打中，第二枪将他击倒，随后她又上前补了三枪，其中一枪还不慎伤到了一位路人的手。
露丝没有试图逃跑。当休班警察赶到现场逮捕她时，她只是低声承认自己有罪，并表示自己当时有些混乱。然而，这几句简单的供述背后，却隐藏着她半生的挣扎与绝望。
展开剩余83%然而，劳拉手中的那些文件，却揭开了这枪声背后令人心碎的故事。露丝·埃利斯，1926年10月9日出生在北威尔士里尔，她的一生，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与暴力缠绕不清。
她在家中六个孩子里排行第五，父亲是位邮轮大提琴手，母亲则是比利时难民。幼年举家搬到汉普郡贝辛斯托克后，噩梦降临——她竟遭亲生父亲性侵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她的姐姐穆里尔，也未能幸免，甚至因此怀孕。
十五岁那年，露丝逃离了那个炼狱般的家，来到伦敦。与一名加拿大士兵相恋，并生下了儿子安迪，可对方却像一阵风，来去无踪，留她一人独自面对生活的重压。
为了抚养孩子，露丝做过工厂女工，当过办公室职员，后来为了生计，她在苏豪区夜总会当女招待，兼职伴游。命运再次捉弄，她怀上了客人的孩子。
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她嫁给了离异牙医乔治·埃利斯。然而，这段婚姻非但没有带来幸福，反而将她推向了另一个深渊。乔治酗酒成性，整日疑神疑鬼，并对露丝拳脚相加。
露丝最终选择了逃离，她凭借着过人的能力，在伦敦骑士桥区一家小有名气的俱乐部做起了经理。她努力工作，悉心照料着两个孩子，十岁的安迪和三岁的乔治娜（也就是劳拉的母亲），生活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然而，就在这里，她遇见了布莱克利，一个出身公学，英俊潇洒的赛车手。
“布莱克利出现后，外婆的人生就毁了。”劳拉在谈起这位“曾外祖父的情人”时，语气沉重得让人心疼。“他看着光鲜亮丽，却像吸血鬼一样榨取外婆的钱财，动辄对她拳打脚踢，情绪反复无常，忽冷忽热。”
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当时露丝已经和退役空军飞行员德斯蒙德·库森相恋同居，却依然没能彻底斩断与布莱克利的纠葛。一次激烈的争吵中，布莱克利残忍地猛击露丝腹部，导致她不幸流产。十天后，精神彻底崩溃的露丝，扣动了扳机。
那一刻，她的人生，也彻底坠入深渊。
1955年的那场审判，与其说是对一起谋杀案的审判，不如说是一场对“叛逆女性”的公开审判。当时的英国社会，对女性的要求是相夫教子，安守本分。而露丝，作为一个独自抚养孩子、全职工作、经营着名流云集俱乐部的单亲妈妈，她的“独立”本身，就足以引来无数侧目。
警方在证词中，将她描绘成一个“嫉妒心重的冷血杀手”，而布莱克利则被塑造成了“上流社会受害者”的形象。更致命的是，她的辩护团队，未能有效利用“挑衅抗辩”为其辩护。当检察官问及她开枪意图时，她那句直白的“就是要杀死他”，彻底断送了自己活下去的希望。
这场审判，仅仅持续了一天多。陪审团甚至没有经过15分钟的讨论，就一致判定了死罪。22天后，绞刑执行者阿尔伯特·皮埃尔庞特，结束了露丝年轻的生命。讽刺的是，这位刽子手，还曾处决过德里克·本特利、蒂莫西·埃文斯等后来被平反的冤案当事人。
然而，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在处决前16小时，露丝的律师约翰·比克福德已经向警方和内政部透露了一个惊天秘密：凶器是库森提供的，并且是库森开车送露丝去的案发现场。如果对库森展开调查，就必须让露丝作为证人，那么死刑就必须暂缓。
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，当时的内政大臣竟然直言不讳：“要是这案子缓刑，死刑制度就保不住了。”这背后，是对维护“制度权威”的冷酷考量，远超对个体生命公正的重视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，比克福德律师的费用，竟是由库森支付的。
比克福德晚年承认，他当年在庭审上，故意隐瞒了关键证据。甚至连主审法官塞西尔爵士，后来都良心不安，多年来偷偷给露丝的儿子安迪汇款。而检察官，更是支付了安迪后来的丧葬费。这些迟来的弥补，无异于对当年审判的无声否定。
死刑的阴影，像一道无法摆脱的诅咒，笼罩了这个家族三代人。露丝死后，儿子安迪一直活在“杀人犯儿子”的标签之下，37岁时，不堪重负的他选择了自杀。女儿乔治娜，也就是劳拉的母亲，酗酒成性，50岁就因癌症去世，留下了六个孩子。
劳拉说，她妈一辈子都不敢提及外婆，只敢把她当成‘虚构人物’，每次说起，也只会轻描淡写地说是‘美丽的夜总会女招待’。外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，她全职工作，抚养孩子，经营俱乐部，放在今天，她就是独立女性的榜样。
转机，出现在1957年，也就是露丝被处决两年后。英国《凶杀法案》正式将“责任减轻”列为量刑因素。如果露丝的案件晚两年发生，或许她就不会被判处死刑。这些年来，这个家族从未放弃过申诉。露丝的妹妹穆里尔，直到2018年去世前，都在为姐姐的平反奔走。
2003年，上诉法院驳回了他们的申诉，理由是“原审法官符合当时法律框架”。但这次，劳拉的律师格雷斯·霍顿指出，如今家庭暴力已被法律明确认可，司法大臣拥有更灵活的裁量权。这意味着，露丝的案件，有了重新审视的可能。
露丝的案件并非孤例。
1952年，19岁的德里克·本特利因同伙枪杀警察被绞死，1993年才获特赦。1950年，卡车司机蒂莫西·埃文斯因“杀妻女”被处决，三年后真凶连环杀手约翰·克里斯蒂落网，1966年埃文斯才获身后赦免。
劳拉希望，她的外婆也能等到这一天，赦免不只是为她外婆平反，更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她不是什么冷血杀手，她只是一个被暴力逼到绝路，最终又被法律辜负的女人。
司法部发言人回应，会按照惯例审议这份申请。对劳拉一家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为七十年前的沉冤讨一个说法，更是为所有曾遭受家暴的女性发声。当年的法律，未能保护露丝，但今天的司法，理应给予她一个迟来的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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